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制造业的“双链驱动”战略

当前在逆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内制造业面临巨大困难与挑战。只有抓住历史契机，实施“双链驱动”发展战略，中国制造业才能实现转型升级。所谓“双链驱动”发展战略，就是指以企业创新为动力，打造出立足强大内需的国内价值链体系（NVC）和以我为主的价值链体系（GVC）。

中国制造业面临的困难与挑战

成本不断攀升。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中国制造业的低成本竞争优势逐渐丧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用工成本高。改革开放初期，大量中国农村剩余人口从农村农业转移至城市工业，形成了中国制造业低劳动力成本优势，吸引了大量外资，加速了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国并逐渐成为世界制造中心。但近年来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开始下降，劳动力供给从近乎供给转变为供给不足。特别是随着国内制造业转型升级，其所需的熟练技术工人供给短缺，造成企业员工的工资水平快速攀升。二是制造企业所必需的水、电、天然气、原油等基础资源的成本高。三是制造企业所负担的综合税费高。四是制造企业面临的物流成本高。正是由于成本竞争优势的逐渐散失，国内不少劳动力密集型企业移师东南亚等低成本国家甚至欧美发达国家，国内制造业面临空心化的危险。

资金链脆弱。国内资金流动呈现出“脱实就虚”的明显特征，大量的资金进入房地产业与金融业，而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则资金短缺，大多数中小企业共同面临融资难、融资成本高的困境。民营企业普遍面临借贷约束，多数只能依靠民间融资解决资金需求。这种资本错配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的资本无法获取正常利润，资金不愿意进入实体经济，而停留在容易获利的虚拟经济部门。制造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产业资本，需要金融资本的支持。但近年来金融业内卷化割裂了实体经济与金融部门的联系，金融业的资本媒介功能被弱化，造成制造业普遍资金短缺，系统性风险不断积累恶化：一面金融资本过剩、虚拟经济盛行，各类资产炒作层出不穷；另一面产业资本紧缺，实体经济萎靡，制造企业的资金链紧绷。

产能过剩。国内制造业的发展呈现显著的“蝗虫效应”，即一旦出现某种有超额利润的新产品或服务时，社会资本就会短期内快速进入并形成饱和的生产能力，造成过剩产能。从市场竞争的角度而言，拥有巨大的潜在产能是企业的有效竞争手段，也是市场竞争的必然结果。若在竞争的条件下，市场竞争机制会促进商品供求均衡，理论上不会出现过剩产能。但现实中产品或服务市场都是竞争市场，存在着各种行业壁垒，一些亏损企业无法退出市场消减产能，导致某些制造业产能严重过剩，僵尸企业屡见不鲜。僵尸企业的存在不仅不利于资源优化配置，而且还会加重政府财政负担，降低了社会总福利水平。

价值链低端化。由于中国制造业起点低，且在工业化过程中缺乏核心技术，在国际价值链中常常被锁定在低端环节。作为制造大国，大量生产与出口使得中国制造业的两端即原材料供应端与终端消费端都高度依赖国际市场，在国际大宗商品交易市场上经常出现“中国买啥啥贵，中国卖啥啥便宜”的局面。这反映中国制造业不仅缺乏核心技术与自主品牌，也缺乏市场定价权，经常受到国际原材料市场与消费终端市场的双向挤压，企业利润变得异常单薄。同时，中国制造业的低端化使其面临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因为低端的价值链环节往往也是低技术壁垒且容易被替代的环节，这使得中国制造业越来越多地受到来自东南亚、非洲等低劳动力成本地区或国家的竞争压力。处于价值链低端环节的中国制造业为欧美发达国家提供大量物美价廉的产品，但这种低增加值商品的大量出口，造成双边贸易不平衡以及中国产品倾销他国的假象，容易引发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

“双链驱动”：中国制造业的转型与升级之路

实施“双链驱动”战略，就是指在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必须构建起立足于强大内需驱动的国内价值链体系（NVC）以及以我为主的价值链体系（GVC），推动中国制造业的转型与升级。因此，一方面，要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善营商环境，提高国内需求，构建以强大内需为驱动力的国内价值链体系；另一方面，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价值链关键环节布局，构建起以我为主的价值链体系。

坚定不移地推进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是推进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必须注意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的合理运用。必须稳定改革的预期，强化市场意识，利用市场机制解决我国制造业中存在的过剩产能，化解过高库存。去产能的重点是淘汰高污染、高能耗的落后产能，而不是通过行政手段将指标层层分解，最终演变成打压民营企业发展的行为。更多引入间接手段，避免直接的政府行政干预，例如通过设定并执行严格的环保标准，对企业征收排污税，利用经济手段限制乃至淘汰那些落后产能。坚决清理僵尸企业，坚决切断商业银行对其救济性贷款。加快发展生产性现代服务业，承接落后产能淘汰过程中转移出来的劳动力。改善营商环境，通过规范政府行为、建立合理的政商关系。通过改革水、电、天然气、路桥等垄断性行业的的定价机制，消除制造业的行业壁垒等措施，降低制度性成本与交易成本，减轻制造企业的成本负担。引导金融资本更多地进入制造领域，建立起金融业与实体经济的良性互动机制，特别要开放正规金融体系对中小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提高融资效率。稳步发展以股市为代表的资本市场，鼓励制造企业利用IPO或增发股票的方式筹措资金，降低企业的财务杠杆，并通过兼并、重组等资本运作方式做强做大。

鼓励企业创新，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支持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大力发展智能制造业。完善产业扶持基金以及高新技术产业财政补贴政策，鼓励各类风险投资基金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扶持传统制造业的升级改造，实施税收优惠政策，允许其技改资金投入作为成本支出在税前一次性抵扣，并予以一定比例的税收返还。鼓励企业进行新产品研发与自主品牌建设，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或引导消费的新产品是制造企业的生存之本：一般制造企业可以通过掌握消费偏好与消费结构的变化趋势，主动适应消费需求的变化，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而龙头企业可以通过技术创新，生产新产品，打造自主品牌，主动引导消费需求。抓住“互联网+制造业”所带来的发展机遇，建立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分析、云计算、物联网技术基础之上的信息化，为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提供创新空间。大力发展制造领域的共享经济，促进制造领域富余资源的重新配置与价值创造，鼓励不同企业在研发、生产、管理、产品、销售、服务等价值链环节建立起产业链的横向联系。

加强区域间产业合作，整合国内制造业的价值链，构建富有竞争力的制造中心。

中国地域辽阔，产业布局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特征，已形成了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等区域性的现代制造业中心。应进一步推进区域内产业集聚，形成更多有特色的产业集群；同时加强区域间的产业合作，特别要鼓励价值链整合即企业间垂直兼并或互相持股，形成利益共同体，减少产业利润的耗散。要建立的制造中心，并占据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就必须吸引资金、人才等要素，特别是要加大对具有全球视野的创新型人才的引进。要用好、用足现有的人才引进优惠政策。产业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而人才竞争的背后是制度竞争，因此要注意制度建设，打造适合人才发展的制度环境。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构建以我为主的价值链体系。现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经济体在全球化问题上出现民粹化的倾向，这无疑为中国争取主导第三次经济全球化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中国企业应深度参与全球化产业分工，构建起以我为主的价值链体系，掌握价值链的分配与控制权。“一带一路”建设为中国制造业拓展广阔的海外市场、转移国内成熟产业及其产能提供了可能。一方面，政府应尽快与相关国家签订各类自由贸易与投资的双边或多边协议；另一方面，要鼓励具有自主品牌的国内大企业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抓住战略契机，在范围内进行关键价值链环节的布局，构建起以我为主的价值链体系。在此过程中还要注意处理好“走出去”与“引进来”的关系，区别对待正常对外投资引发的外汇需求与异常资本外流的关系，处理好跨国投资所遇到的文化差异等问题。